2026年7月11日，第22个中国航海日。在同日举行的扬州2026港航企业发展研讨会上，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穆克瑞面对台下数百位航运界人士，分享一组数字：截至今年6月，“中国洋浦港”在册船舶94艘、总运力855万载重吨，稳居全国自贸试验区首位；全省集装箱班轮航线77条，通达全球四大洲25个国家62座城市。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年的航运制度“破壁”试验。自2025年12月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启动以来，航运业作为自贸港“运输来往自由便利”的核心载体，正从港口基建、登记制度、财税政策到产业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这场试验的终点，并非简单的吞吐量增长，而是要在国际航运规则棋盘上，落下一枚“海南棋子”。
硬件“补课”与网络“织网”
航运自由，首先需要物理承载能力。过去几年，海南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码头岸线。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一期）投产，新增2个20万吨级、1个15万吨级泊位，这意味着超大型集装箱船可以常态化靠泊——此前，这一直是洋浦接轨国际主干航线的“卡脖子”短板。与此同时，全省港口空间被重新定义：洋浦为国际枢纽港，海口为全国主要港口，八所、三亚、清澜为地区性重要港口，“双核四强多港点”的集群格局基本成形。
硬件升级迅速转化为航线网络的延伸。2026年以来，洋浦至美西、印尼、印度等优质航线陆续开通，美西北、加拿大、阿布扎比等班次加密。内外贸航线形成“近远洋联动”态势——内贸39条航线衔接华东、华北及北部湾，外贸38条航线（含7条洲际）则将海南嵌入全球四大洲供应链。更值得关注的是，洋浦港已与新加坡、阿布扎比等6个国际知名港口建立战略合作机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定位不再只是地理概念，而是有了实打实的航线频次和合作网络支撑。
如果说港口和航线是骨骼与血脉，那么制度则是协调全身的中枢神经，决定着整个航运体系的运转节奏。海南航运制度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2024年全国率先设立的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它打破了以往分散登记、多头审批的旧模式，实行“全岛一港”统一登记，船舶登记证书1个工作日办结，并配套7×24小时服务。这一效率在国际上亦属前列。
真正的“破壁”则体现在两项政策调整上。其一，下放国际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经营许可审批权限，大幅压缩审批层级，降低了外资和民营资本进入门槛。其二，封关后，船舶监管周期从“年度至少经停海南1航次”调整为 “8年监管周期内累计停靠1航次” 。穆克瑞在演讲中坦言，这一调整“大幅减轻企业合规压力”。对于国际航行船舶而言，航线安排往往以全球最优效率为准，强制频繁挂靠海南会徒增成本。新规则既保留了有效监管，又给了船东极大的调度弹性——这正是“自由开放”的务实注脚。
在法治层面，海南先后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邮轮管理若干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经营管理若干规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游艇产业促进条例》等四部地方法规，覆盖登记、营运、邮轮游艇、产业培育全链条。一位长期关注自贸港立法的专家评价：“国内没有哪个地方能在一个细分领域形成如此体系化的航运法规集群。”
财税“减法”与产业“加法”
航运是重资产、薄利润行业，成本敏感度极高，而在这方面，海南的财税工具箱几乎被开发到了极致。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海南已有累计53艘进口船舶享受“零关税”免税政策，减免税额超15.1亿元；16艘境内新建船舶办理增值税退税超5亿元。内外贸同船保税油加注、船舶维修免税等举措同步落地，叠加航运鼓励类企业15%企业所得税、高端紧缺人才个税超15%部分免征，形成从“买船—造船—用船—养船”的全周期降本链。
降本的效果直观反映在市场主体上。目前海南全省水路运输企业已达213家，备案船舶568艘，总载重吨1845万吨。更值得注意的是业态多元化：游艇码头12个、泊位2555个，注册游艇1821艘，2025年游艇接待旅客168万人次；西沙邮轮获评全国精品航线；船舶融资租赁、港航文旅融合等新业态加速成长。航运不再只是“运箱子”，而是延伸出消费、金融、服务等衍生价值。
自动化场桥、无人集卡、智能调度，在如今海南各大港口已不算新鲜，只有类似“全国首单城市垃圾制绿色甲醇船舶加注落地洋浦”这类“首例、首创”才是标志性事件。这意味海南不仅在适应国际碳减排规则，更在探索替代燃料的本地化生产—储运—加注闭环。洋浦零碳港区建设同步推进，岸电全覆盖、作业设备电动化、分布式光伏规模化——这些动作指向一个目标：当全球航运业为碳税、绿色燃料成本焦灼时，海南能提供一套可落地的解决方案，进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也意味着，封关后的海南，正尝试从“规则跟随者”转向“规则贡献者”。
封关红利与深层挑战
封关运作至今，海南进出口货物通关时间压缩20%，“一线”报关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二线”出岛申报简化60%以上，低风险货物实现“秒速放行”。这些效率提升直接赋能航运——船舶周转加快，单箱成本下降。但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国际航运竞争是体系之争，新加坡、中国香港等航运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数十年积累的法律、金融、仲裁、保险生态，海南虽有政策后发优势，但高端航运服务业人才、国际海事仲裁机构、成熟的船舶融资市场仍需长期培育。
从封关元年到“十五五”开局，海南航运制度开放已走过“立框架、打基础”阶段。下一步，则要推动航运要素与贸易、投资、资金、人员自由流动深度融合。这不仅是航运业的升级，更是自贸港全局开放的试金石。千帆竞发，潮涌南海——海南能否真正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国际航运枢纽”，答案或许就在那些细微的制度迭代中。
编辑：刘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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