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部讲述秦腔的电视剧《主角》热播，名伶忆秦娥用一生诠释了“戏比天大”。而在云南昆明的官渡古镇，一群没有聚光灯眷顾的“主角”，正用近乎“死磕”的坚守，在现实的尘埃里上演着一出关乎存亡的滇剧大戏。
近日，记者循声步入“古渡梨园”滇剧花灯传习馆。年过六旬的演员正演绎着经典剧目《定生打碗》，水袖翻飞间，观众品着热茶，听得如痴如醉。这里每张门票仅售7元，连一杯奶茶的钱都不到。但台上那些泛黄的戏服、略微滞涩的身段，承载的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滇剧最真实的生存图景。
“只要还能站得稳，我就要在这方舞台上唱下去！”脸上涂着黑白油彩的85岁老艺人何正才告诉记者。台上，他饰演的是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台下，他是一位用75年光阴守着滇剧的“倔老头”。从稚童到耄耋，何正才见证了滇剧的繁华与没落：“云南以前有78个滇剧团，昆明的大街小巷都有演出剧场。现在，估计也就两三个了。”
同样“死磕”的还有昆明市滇剧艺术团副团长洪小柱。从小在戏班长大的她，接手这个小剧场时曾暗下决心：“决不能把观众弄丢，决不能把队员弄散。”
可现实远比戏文骨感。每天一开锣，水电费加上几十号人的开支，至少得400元。在这个“冻班子”（寒冬时节就解散的班子）随时可能降临的剧团里，最高级别的演员一天报酬仅20元，跑龙套的10元，还要包揽扫地、搬道具的杂活。演员们留下来，都是出于对滇剧的一份热爱、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
“滇剧是‘子孙戏’，讲究口传心授，但年轻人体验生活可以，要让他留下来学戏、跑龙套，一天10元钱，根本不可能。”洪小柱向记者坦言，老艺人逐渐凋零，濒危剧目无力建档，百年滇韵似乎只能在沉默中走向消亡。
这个让洪小柱苦苦支撑的剧场，背后还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它的创始人张雄，曾是一名科班出身的滇剧演员。上世纪80年代末，他转行经商，凭着机敏赚得盆满钵满。然而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缩骨症”将他永远困在了轮椅上。2011年，看着陪伴自己半生的滇剧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摇摇欲坠，这个曾经的“主角”作出一个疯狂的决定——散尽家财，在官渡古镇办一个滇剧小剧场。“我就想给老街坊、老票友留个念想。”张雄坐在轮椅上，目光却始终盯着那方戏台。
滇剧的没落，刺痛了老昆明人的心，也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注意。昆明市官渡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唐莉在走访调研时，很多老艺人拉着她的手说：“再不保护，这些老戏就真没了。”她发现，滇剧面临的困境，是资金匮乏、传承断层、政策悬空的系统性危机。
难道百年滇韵，只能沦为时代发展的祭品？作为云南独有的“滇粹”，滇剧吸收了民间艺术，融合了南北戏剧的许多声腔、音乐、曲牌和表演身段，成为与本地语音腔调和风俗习惯相结合的剧种。2008年，滇剧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滇剧传承一旦断裂，将是不可逆转的文化损失。”唐莉说。官渡区检察院果断出手，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展开调查。
经过深入调查，2025年7月，一份充满温度的检察建议被送到了相关部门。检察建议指出了非遗保护中的软肋，并从强化传承人扶持、加大资金投入、抢救濒危剧目、推动文旅融合等方面，给出了具体整改意见。
为了让建议真正落地，官渡区检察院并未止步于“文来文往”。2025年7月23日，一场由官渡区检察院牵头，区委宣传部、文旅局、教体局、志愿者协会等多方参与的“非遗保护圆桌会议”紧急召开。会上，检察官、非遗传承人与各职能部门代表面对面会谈，彻底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一系列举措迅速落地：相关部门不仅争取到了专项保护资金，出台了《官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更对滇剧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数字化抢救”，对90个濒临失传的滇剧剧本完成了电子化采集，10余万字的《官渡区滇剧集》被精心汇编成册，泛黄的纸张终于化作了永恒的数据。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推动的“社会化护遗”模式也让梨园迎来了意想不到的青春气息。在暑期的非遗研学活动中，一群群中学生走进剧场，好奇地抚摸着戏服；云南各高校的学生们背着相机来到这里采风，将滇剧作为论文的研究主题；在青年志愿者的镜头下，古老的滇剧被剪辑成时尚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意外“出圈”。
“以前最怕断了香火，现在看到这些年轻人来打卡、来研究，我们觉得这戏啊，有救了！”看着台下逐渐多起来的年轻面孔，洪小柱的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光芒。而不远处的戏台上，85岁的何正才依旧声如洪钟地唱着包拯戏，水袖起落间，古渡梨园的百年滇韵正穿透尘埃，生生不息。
（本报全媒体记者王治国 刘亚 杨健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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