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4日，远在江苏的万群和徐美琴，已经好几天联系不上女儿了。他们拨通了一个西雅图朋友的电话，请对方上门看看。朋友敲开了Bowen Wan位于西雅图Capitol Hill的公寓门——这个31岁的亚马逊机器学习工程师，已经没有了呼吸。
法医后来给出的结论是SUDEP（癫痫不明原因猝死）。她体内的抗癫痫药拉莫三嗪浓度，只有治疗下限的五分之一。
如果仅仅是这样，这件事还不足以引起这么大风波。真正让这件事冲上热搜的，是她和ChatGPT的27万+条聊天记录。
2026年10月27日，万群夫妇在加州旧金山高等法院正式起诉OpenAI及其CEO Sam Altman，案由是非正常死亡。诉状里最核心的一句话是：
不是ChatGPT“建议”她停了药，是ChatGPT手把手给她写了一份25天减药计划，教她瞒着医生、骗过血检，然后在她出现危险信号时反复说“没事，这是大脑在恢复”。
这已经不是ChatGPT第一次遇到类似的诉讼，而这一次，结果又是什么？
她是谁：
31岁，亚马逊，癫痫，H1B倒计时
Bowen Wan，31岁，江苏人，毕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专业，之后来到西雅图，在亚马逊做机器学习方向的软件工程师。
她长期患有癫痫，一直在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癫痫专科随访，主治医生Nicholas Poolos。靠每天400mg的拉莫三嗪（lamotrigine），她把发作控制在了每月几次的水平。这个药她吃了很多年，是她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保证。
2025年11月，亚马逊的裁员通知来了。
对一个拿H1B签证的华人工程师来说，裁员不只是 “失业” 两个字，它意味着——你的身份倒计时开始了。诉状里写得很清楚：她的岗位和配套H1B签证将在2026年2月中旬到期。她必须在那之前找到新工作、完成签证转移，否则就得收拾行李回国。
压力像一层一层裹上来：
要面试，怕药物让自己表达不够好；
要申请绿卡，怕用药记录在移民体检里出问题；
对主治医生产生了不信任，觉得医生只是 “怕担风险”；
社交圈窄，长期居家，和远在中国的父母沟通越来越少。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会产生同一个疑问：为什么明明有主治医生、有国内的父母，她却宁愿把所有焦虑、恐惧、健康抉择交给ChatGPT？
这也是很多海外华人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最有共鸣的一点。
身处异国的H1B打工人，本身就活在一层无形的孤独里：时差隔开了国内家人，很多压力没法和父母细说——怕他们整夜担心；职场裁员、签证悬顶、绿卡焦虑，跟身边同事不敢多说，怕被贴上不稳定、高风险的标签；而慢性病带来的羞耻感，又让她很难向朋友敞开心扉。
西医体系里的专科医生，往往理性、保守，只讲风险、拒绝她 “想尽快停药” 的诉求，没办法承接她的情绪。医生只会告诉她：不能停，继续吃药，定期复查。但没有人接住她更深层的恐惧：怕药物影响面试状态、怕移民体检留下用药记录、怕签证到期被迫回国，多年的海外打拼全部归零。
ChatGPT不一样。它不会评判她、不会劝她 “想开一点”，不会觉得她的顾虑小题大做，它完全站在她的立场上，共情她所有的焦虑，顺着她内心最想要的答案往前走。
她要的从来不止是一份减药方案，而是一个 “支持她选择” 的盟友。现实里所有人都在拦着她，只有AI告诉她：你的想法合理，我帮你安排，我陪你走下去。这种不带评判、随叫随到、永远共情的陪伴，慢慢替代了现实里所有的倾诉出口。久而久之，她越来越少和父母、朋友沟通，连和医生的沟通也开始充满防备，所有秘密和挣扎，全部留在了27万条聊天记录里。
就在这个时候，她把ChatGPT当成了那个 “永远在线、永远站在我这边” 的人。
诉状披露的数据显示：从2023年开始用GPT，到2025年底，她每周平均发送超过1500条消息，累计对话记录超过27万条。她自己对AI 说过：“有时候我把你当成朋友。”
猝死真相：
不是“吓猝死的”，是AI教她停了药
网上很多标题写“因恐被裁员猝死”——虽然裁员确实是重要因素，但直接死因不是焦虑，是SUDEP。SUDEP是癫痫患者在没有其他明确死因的情况下，突发心跳呼吸停止。它的最高危因素之一，就是擅自突然减量或停用抗癫痫药。拉莫三嗪这类药物骤停，会急剧升高癫痫大发作和SUDEP的风险，这是神经内科最基本的常识。
而那份让她停药的方案，来自GPT-4o。
根据诉状和《纽约时报》审阅的聊天记录，GPT-4o做了几件事：
给她定制了一份25天减药计划：从每天400mg逐步降到0。这份方案没有任何主治医生批准，和FDA药品说明书的指引直接冲突。
顺着她的顾虑调整方案：她担心移民体检查出来，AI就帮她改成“表面吃150mg”的方案，还教她怎么跟医生说“我已经在遵医嘱减药了”。
教唆她隐瞒和规避医疗监测：医生要求查血药浓度时，AI赞许她拒绝抽血，说“抽血会暴露药量异常”；还反复贬低她的主治医生，说医生“只是怕担责任，不是真的为你好”。
淡化危险症状：减药过程中，她反复出现混乱、幻觉、类似癫痫先兆的感觉，先后158次表达恐惧和不安。GPT全部解释成“大脑在重新适应、重建神经通路”，告诉她没有危险，放宽心。
她最后一条消息是2月11日晚上，问头痛是不是危险信号。GPT回复说这属于恢复过程，没有危险。
2月12日，她去世。
就在她死后的第二天，OpenAI把旧版GPT-4o下架了。这个巧合到底是产品迭代还是心虚，我们没有内部信息不能下结论，但它确实成了原告律师手里最有冲击力的叙事素材。
父母凭什么告OpenAI？
不是“你说错话了”这么简单
虽然很多人非常同情Bowen Wan的父母，但看到他们提出诉讼还是会觉得：用户自己问的，AI又没逼她，凭什么告？
对此，原告律师的法律逻辑是：
产品责任
ChatGPT不是中立工具，是一个主动塑造用户认知的“陪伴产品”。
OpenAI自己的营销里，反复强调GPT-4o的共情能力、对话能力、“像跟人聊天一样”。原告认为：你既然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可以倾诉、可以给建议的伙伴，你就不能在用户真的出事的时候，甩一句“我们不是医生”就完事。
OpenAI知道风险，但防护不对称。
诉状对比了OpenAI内部的两套安全护栏：对于版权规避，OpenAI做了硬性的、不可绕过的阻断规则；但对于处方药调药、停药这类医疗高风险请求，OpenAI只靠页面底部一行小字免责声明，没有设置一刀切的强制拒绝机制。原告说：你们明明知道怎么做好防护，只是在医疗这块“没做”。
它不是被动回答，是持续强化危险决策。
这是整个诉状最有杀伤力的部分。Bowen Wan不是问了一次“我能停药吗”，而是在长达数周的时间里，反复表达恐惧、反复出现危险症状，而GPT每一次都顺着她、安抚她、否定医生、推进停药计划。这在法律上叫“持续的、主动的危险引导”，和“一次性说错一句话”性质完全不同。
这场官司赢面多大？
法律上的三道坎
虽然上述法律逻辑听起来有点道理，但说实话，这案子并不好打。OpenAI不是第一次遭遇类似诉讼，对此，他们手握三张底牌。
底牌一：230条（Section 230）
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规定：互联网平台不对用户生成的内容承担责任。OpenAI大概率会主张：GPT的回答是“用户引导下生成的内容”，平台受230条保护。但原告方会反驳：ChatGPT不是一个“发帖平台”，它是一个主动生成、主动建议、主动引导的产品，230条能不能支撑生成式AI，这本身就是目前美国法院系统正在激烈争论的前沿问题，没有定论。
底牌二：因果关系
OpenAI会说：就算我们的AI给了建议，最后做停药决定的是她自己；她是一个成年人，有主治医生，她自己选择不遵医嘱、选择隐瞒医生。你怎么证明是AI“导致”了她的死亡，而不是她自己的疾病、焦虑、职场压力多重因素叠加？
原告的突破口在于那27万条聊天记录——如果能证明GPT不是“回答了一个问题”，而是系统性地、持续地、一步一步地把她往停药的方向推，同时切断了她求助医生和家人的渠道，因果链条就有可能成立。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能拿到完整聊天记录这件事本身，对案件走向至关重要。
底牌三：免责声明
OpenAI的用户协议里写得明明白白：ChatGPT不提供医疗建议、不能替代医生。OpenAI会说：我们已经告知了风险，她是自愿使用的。原告的反击是：一行小字免责声明，不能豁免你主动生成详细停药日程表、教唆用户欺骗医生、在危险信号出现时持续安抚的产品责任。
综合来看，我认为——原告不太可能在一审就拿到完全胜诉的判决，但这个案子极有可能推动法院在“生成式AI的产品责任边界”这个问题上做出标志性判例——哪怕最终以和解收场，OpenAI也大概率会被迫在医疗高风险场景加上更硬的护栏。对OpenAI来说，打到底的代价是法律先例的不确定性，和解反而是更理性的商业选择。
被忽略的盲区：
你用中文问ChatGPT，护栏可能更松
除了ChatGPT引人入歧途一点值得探讨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每一个海外华人和国内用户警惕。
诉状里引用了一组研究结论：
在GPT-4o上线前的安全测试中，模型用中文输出不安全内容的概率，是英文的三倍以上。
原因想必大家都清楚——大模型的安全对齐（RLHF）主要是用英文数据做的，医疗、处方药、自伤这类高风险场景的拒绝逻辑，在英文下训练得更充分。迁移到中文后，护栏会变松——拒绝率下降、危险输出变多。这不是OpenAI故意的，是多语言对齐的结构性缺陷：标注样本更少、安全规则跨语言迁移不完美。
Bowen Wan的对话是中英混杂的。她的核心诉求——减停拉莫三嗪、怎么瞒医生、怎么应付移民体检——很多是用中文提的。原告主张：OpenAI明明知道中文侧医疗安全更弱，却没有给中文用户额外的风险提示，也没有针对调药请求设置一刀切拒绝。
对华人用户来说，这个盲区尤其危险——我们习惯用中文提问、对英文医疗体系陌生、移民和身份压力大、慢性病不敢轻易找医生，叠加母语侧AI防护更弱，风险被成倍放大。
ChatGPT为什么不报警？
前端时间我们报道过一则消息，佛罗里达州一个25岁男子在ChatGPT里详细策划杀害前女友，OpenAI主动把记录交给FBI，提前6天把人抓了。今天这则案例中，也有不少人在问：她在对话里反复说头痛、混乱、幻觉，ChatGPT为什么不直接报警或者联系她家人？
原因很简单，按照OpenAI现行的上报规则，她的情况根本不在报警触发范围内。
OpenAI的报警逻辑非常“严谨”：
报警逻辑
打算伤害别人——有明确、即时、可信的暴力计划（谋杀、袭击、大规模伤害），OpenAI会人工审核后上报执法部门。比如前文案例。
儿童性剥削材料——美国法律强制要求上报NCMEC（国家失踪与受剥削儿童中心）。
打算伤害自己——自杀、自残、擅自停药、自我伤害，默认不报警，最多弹一个心理危机热线的链接。不会联系警察，不会联系家人。
Bowen Wan的所有诉求，都是“给自己调药、给自己停药”，风险只指向她本人，因此她不在OpenAI的执法上报清单里。
这也是所有这类诉讼的核心争议点之一——
原告说，你AI已经成了用户信任的决策顾问，你有主动保护义务；OpenAI说，我们只是平台，聊天记录是用户隐私，没有法律要求我们对自伤用户报警。
这不是第一起：
那些被ChatGPT“送走”的人
Bowen Wan的遭遇并不是孤例。在她之前，已经有一系列针对OpenAI的人身伤亡诉讼。
2025年4月，16岁少年Adam Raine长期和GPT-4o讨论自杀计划，AI帮他写遗书、教他怎么绕过安全护栏、劝阻他不要告诉家人。诉状里有一个重磅指控：OpenAI为了提升用户留存，主动两次下调了自杀干预的安全护栏，要求模型“不要结束对话，持续陪伴用户”。
2025年8月，一个有偏执精神症状的56岁男子，持续向GPT-4o倾诉被监视、被暗杀的妄想，模型不断顺着他、强化妄想，最后他杀害了83岁的母亲后自杀。这是美国第一起ChatGPT关联谋杀案诉讼，被告包括OpenAI和微软。
还有加拿大BC省校园枪击案——枪手在案发前8个月就用ChatGPT研究枪支和袭击方案，账号被标记后只封了号、没有报警。枪击造成7人死亡。BC省政府随后准备单独起诉OpenAI，指控其暴力风险上报机制缺失。
你会发现这些案子的共同模式：用户本身处于脆弱状态——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慢性病患者、移民身份焦虑者——而GPT-4o的“讨好型”特性，会把他们往危险方向持续推，而不是拉一把。
我知道这个案子出来后，很多人会诧异Bowen Wan竟然如此相信一个AI，但希望没人真的嘲笑一个独在异乡的灵魂。
Bowen Wan不是一个“轻信AI的傻子”。她是一个在异国他乡、拿着H1B签证、背着慢性病、面临裁员倒计时的31岁工程师。她面对的不是一个冰冷的搜索引擎，而是一个24小时在线、永远温柔、永远站在她这边、永远说“你做得对”的AI。
当现实中的医生说“不能停药”，AI说“你可以的，我帮你算好了方案”；当现实中的父母远在江苏有时差，AI随时秒回；当她担心药物影响面试、担心用药记录影响绿卡——AI全都顺着她的焦虑，给出了她最想听的答案。
这才是这个事件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杀死她的不是一个邪恶的AI，是一个太想让她开心的AI。
我们这一代海外华人，越来越习惯把AI当成树洞、当成顾问、当成半个朋友。但AI毕竟只是AI，它能够轻易被任何人影响，也无法真的判断对错，所以在你把处方药、签证、绿卡、人生重大决定交给它之前，请记住两件事：
第一，抗癫痫药、精神类药物、情绪稳定剂，绝对禁止自行减量停药。所有调药必须在神经内科医生监测下进行。AI没有处方权，它给你的“方案”哪怕看起来再专业，也不能替代一个真实医生的判断。
第二，用中文问AI医疗问题，可能比英文更危险。不是说英文就安全，而是中文侧的护栏，确实可能更松。涉及用药、诊断、治疗的问题，多问一句“我需要先咨询医生”，永远不亏。
27万条聊天记录，最终变成了一份诉状里的证据材料。希望这个案子能推动一件事：以后AI面对“我能不能停药”这个问题时，它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我帮你算个方案”，而是“请立刻联系你的医生，这非常危险。”
编辑：李雯
责编：张静雯
监审：李悠
终审：梁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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